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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真实状况怎样当下如何拯救?

2018-08-25 01:07

  没有实体经济的崛起,中国的经济一定不会有未来。只靠房地产、金融支撑的经济是建立在沙土之上的,没有牢固的基础,必然会倒塌。

  而,中国的实体经济,已经一步步下滑到了如此境地,再不想办法挽救,这一代企业家的家国情坏真的是快要凉透了!

  中国不应该盲目的学习国外,而应该只取其精华,大力发展我们的优势,国外的不一定都是好的,以前的我们,盲目的照搬学习,其实是误国误民。

  比如:国外有完善的劳工保护体系,甚至有强大的工会,我们以前也把人家的劳动合同照搬过来,但外国企业简单啊,只需要做好产品就行了,中国呢?作好产品也没用,还要维护政府关系、还要面对行业的恶性抄袭和竞争,不考虑中国国情,其实是把中国很多企业架到了虎背上。

  中国的钱太多了,往哪里去?当然是往赚钱的行业里去,当大家都感觉房地产比实体经济更安全、更赚钱时,老板的关注点、资金、人才都会从实体经济移向房地产,那样,实体经济只会一步步被掏空,如同实体经济是一个企业、房地产是一个企业一样,一个企业的人、钱、资源全被挖到了另一个企业,这个企业肯定是越来越差,直至关门。

  1、没办法,2016年涨幅超过10%的城市全部分别对待,把去年增加上去的杠杆再减下来,比如首付30%,二套60%,三套不能贷。比如二套房计算标准是看房又看贷(去年改成了不看房只看有无贷款,有10套房子没贷款也算首套)。(编者注:房价涨是结果,关键是别放水,其他首付啥的是次要的)

  最近和银行的一个朋友聊天,他的一句话,让我心塞到无语:现在,我们银行有规定,除了政府和房地产,其它行业一律不准发放贷款。

  看到了吗?在这样的信贷环境中,房价如何降?实体经济如何活?这TMD是多么打脸的现实!要不要马上重视并改变!?

  什么意思呢?我们用现实来说线P在中国一下子涌出来数千家,然后99%的全部关闭,要么卷钱跑、要么破产倒闭。

  为什么互联网+、O2O在中国一下子这么火,因为好忽悠人投资啊,融不到VC就卖股权啊,反正忽悠到钱就是王道。如今互联网+和P2P一样都快成了过街老鼠了。

  为什么今年直播又火了,还是因为是风口上的模式,钱好忽悠,但最终一样难逃99%倒闭,最后留下三家,然后合并成一家,其它全死的结局。

  如何通过法律、社会教育让大家认识到经济的本质,去除浮躁的心理,去除赚快钱的心理,盯紧中长期投资的回报,把更多的创新、资金转向实体,这样子,在资源支撑下,实体经济才有希望。

  给企业更多的自主权和主动权,咱的实体经济都这样了,咱就别在这方面学习国外民主国家的劳工保护了,人家的国家福利、社会保障咱能学到吗?毕竟我们还是这样的初级阶段,大企业都快跑完了,长三角、珠三角的企业都快倒闭完了!

  改革的目的是企业愿意去签订,企业和员工都能接受并愿意主动去签订,而不是被绑架,而不是被困住,就这么简单。

  给企业更多的自由,让劳工可优胜劣汰,让能者多得,让多劳者多得,让不劳者不能有所获。让企业有更多的自主权。

  如今,一个企业,如果按规定交纳五险一金,这项金额占到了总工资的30-40%左右,这已经占到了企业工资成本的很大一部分,有多少企业能够承受?这也是逼着企业在变相违规。

  试想,如果每个员工的缴纳社保成本可以控制在每月500元,所有的企业都会愿意主动全部缴纳,还是那句话,做企业的没有谁就天生愿意犯法违规,谁都愿意与员工共存,但成本太高,企业经受不起啊!

  如果降低了基数,但提高了总数,比如达到90%的时候,其实总缴纳金额数是不减反增的。年初的两会上,有代表向总理提议降低企业社保缴纳基数,以减轻企业负担,总理也答应,并说一定要按步实施,毕竟总理发话了,后来也确实是跟进了。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由原来的20%调整为19%,失业保险单位缴费比例由原来的1%调整为0.8%,个人缴费比例不变……2016年5月31日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发通知,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

  还是那个道理,因为税负太高,全国人民从上到下都在犯法,没有几个企业是真正的按规定交个人所得税的,你也别拿国外来说事,人家交税的都是爷,我们交税的都还是孙子,社会保障呢?医疗教育保障呢?住房保障呢?

  2、降低税率,比如我们的边际税率是45%,这在全世界也是比较高的,新加坡的边际税率是22%,而且起征点远高于我们。

  以前的企业所得税是33%,自2014年起降成了25%,这是一个大进步,但还是居高,建议分类对待,比如实体企业的可以再降至10-15%,先把实体企业振兴起来再说。

  如果以上措施只针对制造业,而对房地产、金融业却可以提高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那么,就可以加快资源向实体转移。

  如果大家不明白,我可以举一个直接的例子,就是我朋友的科技企业,以前的增值税是17%,以前就不得不到月末四处想办法买票,后来克强上台后改成了6%,他就再也不找票了,按实际金额照常纳税,因为什么?因为交得起了!因为去买票也省不了钱!所以,

  科技厅、工信厅、商务厅、发改委等每个系统每年都有大量的国家扶持资金,动则几个亿几十个亿,养着一大帮蛀虫公司,每年就是赚一年拿到的几百上千万的补贴,国家扶持什么我就做什么。国家说要大力扶持外包产业,好,我赶紧把公司包装成外包公司。

  格力的董明珠曾在一次经济形势座谈会上对总理说,不要给钱,我们也不要扶持政策,我们要的是一个公平、透明、平等的环境。

  虽然也理解国家的初衷是好意,而就是因为这些乱七八糟的钱,把企业的竞争环境破坏了,大家不去搞创新搞研发,而是竞相搞关系,拿补贴。

  中国想要真正强大,必须拥有强大的制造业和实体经济,单单靠房地产和金融泡沫,是不可能撑得起中国真正的强大的!这都是虚幻的!

  只有企业家,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脊梁!只有让企业家对未来有信心,只有让企业家都在踏踏实实做企业,这个国家的经济才能长久,才能真正强大,就像德国,抗风险能力极强,为什么?德国有强大的工业基础!日本和韩国也是!

  “曾经出现的极度悲观预期在总需求政策的刺激下得到扭转,曾经极度看空中国的投资者吃了“大亏”。”“总需求政策可以逆周期性地熨平一些短期的经济周期波动,但无法改变经济的内生增长趋势。”

  2016年7月中旬,中国经济“中考”答卷成绩揭晓,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经济保持平稳增长。但同时也有一些指标引发社会热议,M1 同比增速创2010年下半年来的新高、民间投资增速创近十五年来新低……

  “一高一低”的两个指标说明中国经济面临什么样的问题?为此,本刊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华融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伍戈博士。

  记者:2016年上半年中国的各项宏观经济数据都已出炉。透过数据,您怎样看待上半年中国经济的运行状况?中国经济的热点、难点在哪里?

  伍戈: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为6.7%,保持在合理区间。总体看,上半年国民经济保持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有好的发展态势。但从5月、6月的逐月数据来看,经济的下行压力依然不容小觑。上半年房地产投资在“三驾马车”增长中表现得较为抢眼,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46631亿元,同比名义增长6.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0%),但目前似乎面临下行拐点。

  劳动力市场保持相对平稳,全国大城市的调查失业率基本上稳定在5.2%左右,31个大城市调查失业率在5%左右,并没有出现大量失业的现象。

  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总基调下,中国的总需求政策依然有空间。第一季度曾经出现的极度悲观预期在总需求政策的刺激下得到扭转,曾经极度看空中国的投资者吃了“大亏”。

  人民币汇率已经出现阶段性企稳,渐进性的贬值没有引起恐慌预期。外部的动荡(例如脱欧以及美联储的加息预期等)没有对国内经济造成重大冲击,与此同时,资本管制的强度似乎在不断加大。

  从上半年宏观调控的实践来看,每当宏观经济的实际数据低于预期时,市场往往容易产生对货币政策宽松的预期以及对财政政策发力的期待。

  而只要总需求政策加码,经济就会出现短暂的企稳回升。一旦总需求政策刺激强度降低或者回归常态,宏观经济就很快会出现明显的下行态势,经济下行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结构性而非周期性的下行趋势。

  在上半年的数据中,一度高企且不断轮动的资产价格、飞速上涨的M1、民间投资的急速下降等问题都成为中国经济的热点。

  过去“老大难”的结构性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等。市场对结构性改革的期盼似乎仍然没有得到充分实现,市场化的企业激励机制仍有待建立。

  记者:您刚才提到飞速上涨的M1是中国经济的难点之一。自2015年6月,M1增速从底部迅速回升,连续9个月超过M2同比增速,连续4个月增速超过20%。同时,M1、M2增速剪刀差持续扩大。您认为什么原因导致M1飞速上涨?

  伍戈:一般地,狭义货币M1被视作短期流动性。相比广义货币M2而言,M1更多反映的是现实购买力,与经济的互动影响更为直接、迅速。而M2中去除 M1的部分则包含企业定期存款和居民储蓄存款等准货币,主要体现的是潜在购买力及货币的价值贮藏属性,往往需转化为狭义货币后才能对经济产生直接影响。因此,M1涵盖的是货币的交易性需求和投机性需求,其对各类金融资产收益率的敏感度相对较高。6月末,M2余额149.05万亿元,同比增长11.8%,增速与上月末和去年同期持平;M1余额44.36万亿元,同比增长24.6%,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去年同期高0.9个和20.3个百分点。M1 同比增速仍继续上升,创2010年下半年来的新高。

  一方面,低利率环境下,存款活期化的机会成本显著下降。随着人口红利和WTO红利的减少,以及经济结构性矛盾的凸显,中国实体领域的投资回报率逐步下行。低利率环境下储蓄存款收益率不断下行,从而使得存款的机会成本显著下降。

  另一方面,股票、地产、债券等资产轮动,投机性货币需求明显上升。从投资组合的角度来看,近一年来地产、股票、债券、外汇、大宗商品等各种资产轮动,投机氛围较为浓厚,强化了企业存款活期化的倾向。记者:那么,从M1的现状,又反映出什么问题?

  伍戈:金融数据是我们观察实体经济的一个窗口。传统上,M1是反映企业投资意愿的重要指标。但高速增长的M1似乎与实体经济的表现不尽相同。M1增速加快的同时,投资并没有明显反弹,民间投资增速还出现大幅下跌。

  首先,M1对经济的信号指示作用不只局限于传统的实体经济,还应包括金融市场等虚拟经济领域。M1一方面反映出经济体系的整体流动性程度,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综合活跃程度。

  其次,近期快速上升的M1映射着金融市场的投机风险以及经济结构的扭曲,值得关注与警惕。目前来看,货币活化程度短期内的迅速提升虽然没有直接引致实体经济领域物价的攀升,但却带来了金融资产价格的轮番快速上涨。

  最后,随着数量型的货币指标的稳定性及其与实体经济变量的相关性正在不断减弱,未来应更加关注包括价格型指标在内的一篮子指标。

  尽管从长周期来看,M1、M2等仍不失为观察宏观经济和流动性状况的重要指标,但其局限性越来越明显。为准确把握流动性与宏观经济的关系,未来我们应更加关注包括其他数量型指标和各类价格型指标在内的一篮子货币经济指标。相应地,货币政策调控框架也应加快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型的步伐。

  记者:民间投资的急速下降是中国经济面临的又一难题。数据显示,2016年1-6月份,民间投资增速和民间投资占比,双降的趋势进一步加剧。民间投资究竟遭遇了什么困局?您认为其现实和深层原因都有哪些?

  伍戈:2016年1-6月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简称“民间投资”)15.88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只有2.8%,增速比1-5月份进一步回落1.1个百分点。同时,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的比重为61.5%,比去年同期降低3.6个百分点,比1-5月份降低0.5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增速和民间投资占比,双降的趋势进一步加剧。可以说,中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2016年上半年创下了近十五年来又一个新低。

  从整体上看,民间投资增速回落,与整个经济结构调整相关。但民间投资增速下跌的原因依然众说纷纭。

  从我接触到的一些民间投资的原因来看,资产荒背景下民间投资者未来投资回报预期微弱以及较强的不安全感似乎是造成其增幅断崖式下跌的重要原因,相应地也伴随着资本流出的压力与趋势。此外,公共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也是重要原因。以预算软约束为特征的国有部门,由于存在成本扭曲、政府隐性担保等因素,其投资和资金需求容易不断扩张(但投资效率相对低下),并带动资金市场总需求的扩张。随着经济结构扭曲程度的加剧,扭曲部门获得的资金配置反而会不断增加,而其他实体部门(例如民间投资部门)获得的资金配置日益减少,扭曲部门对其他实体部门产生明显的资金“挤出效应”。在此情形下,经济结构中“产业空心化”趋势可能随之增强。

  记者:针对民间投资的困局,7月18日发布的《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这也被视为投融资领域存在的问题的“药方”。您认为该项政策有哪些看点?

  伍戈:《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第一份以中共中央国务院文件名义发表的投融资体制改革方面的文件。该项政策(以下简称《意见》)认为投融资管理体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简政放权不协同、不到位,企业投资主体地位有待进一步确立;投资项目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较为突出,融资渠道需要进一步畅通;政府投资管理亟需创新,引导和带动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权力下放与配套制度建设不同步,事中事后监管和过程服务仍需加强;投资法制建设滞后,投资监管法治化水平亟待提高等。这些以简政放权为主的措施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民间投资下滑的问题,但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仍需从更深层次进行标本兼治。

  另外,《意见》提出应进一步明确政府投资范围。政府投资资金只投向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社会公益服务、公共基础设施、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重大科技进步、社会管理、国家安全等公共领域的项目,以非经营性项目为主,原则上不支持经营性项目。建立政府投资范围定期评估调整机制,不断优化投资方向和结构,提高投资效率。我认为,确保公共投资的效率,实际上是积极财政政策的最重要方面,但现实中尤其在制度上如何确保这种效率,该项政策中似乎没有阐明,其执行性仍值得关注。

  记者:您认为如何从更深层次进行标本兼职,真正解决民企的尴尬局面,畅通投融资渠道,支持实体经济?

  应进一步强化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民间产权和企业家精神的尊重。大家期盼进一步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而市场化的核心原则是对产权和企业家精神的尊重。当前很多领域都表现出国有企业更加主导的特征,例如,上半年拿地企业中,国有占比明显攀升,信贷投放中往国有或准国有配置的资金也越来越多。在土地、资金等主要要素领域,民间投资者事实上有被歧视的嫌疑。但从企业的利润率和绩效来看,民营企业明显优于国有企业,这些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二是总需求管理不宜过度。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凯恩斯主义应对措施已经持续了八年之久,这显然已经不是一个短期的范畴。

  总需求政策或许能适应性地为经济结构调整赢得一些时间,但难以完全应对结构性的问题。特别地,总需求政策的过度波动还可能会在扩张-收缩的过程中不断加剧并强化结构性扭曲,从而强化国有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既要让总需求政策适度托底,还要对经济下行趋势有容忍度。强化市场出清的力度,注重经济下行对就业和金融风险的影响。

  微观企业(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是整个经济社会的“细胞”,是国民财富的真正源泉。在当前国企利润不断下滑、民间投资锐减的现实困境下,如何去激活这些“细胞”,切实激发企业家和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是各项改革的当务之急。唯有顺应客观经济规律,建立符合市场化(而不是相反)的激励机制和现代企业制度,才能真正稳定投资信心、增强盈利预期,最终达到纲举目张、事半功倍的效果。